标题：从商业活力看徐州与南通的对决 时间：2026-04-28 20:05:25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# 从商业活力看徐州与南通的对决 2023年，徐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300亿元，南通则达到4700亿元，两者相差不到10%。然而，若将目光投向每万人拥有市场主体数量，徐州约为1200户，南通却超过1600户。这一细微差距，折射出两座城市截然不同的商业基因。徐州，淮海经济区的传统枢纽，国企与重工业的烙印深刻；南通，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，民营经济的毛细血管遍布城乡。当“枢纽经济”遭遇“实业根基”，谁能在未来十年释放更强的商业活力？答案或许不在GDP的简单比较中，而在于两座城市如何重塑自己的商业生态底层逻辑。 ## 商业基因的差异：枢纽流量与实业沉淀 徐州的商业活力，长期依赖其“五省通衢”的区位优势。作为全国综合交通枢纽，京沪高铁、陇海铁路在此交汇，年货运吞吐量超亿吨的徐州港，让这座城市天然成为物资集散中心。然而，这种“过路经济”模式也带来了隐忧：大量商品在徐州中转，却未在本地形成深度消费。以徐州最大的商贸市场——宣武市场为例，其年交易额虽达200亿元，但商户多来自浙江、福建，本地品牌寥寥无几。相比之下，南通的商业活力根植于实业土壤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至今，南通形成了家纺、建筑、船舶等产业集群。叠石桥家纺市场年成交额超千亿元，其中70%以上由本地企业生产。这种“前店后厂”的模式，让南通商业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——即便外部需求波动，本地制造端仍能支撑消费端。 从数据看，南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，民营企业占比超过85%，而徐州这一比例仅为65%。民营经济的活跃度直接反映在商业生态中：南通每万人拥有私营企业数约280户，徐州约为210户。更关键的是，南通企业的品牌意识更强——罗莱生活、梦百合等上市公司均从本地市场走向全国，而徐州本土消费品牌至今未能突破区域限制。 ## 政府主导与市场自发：两种商业动力机制 徐州商业的崛起，离不开政府规划的强力推动。2017年，徐州被定位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后，大规模建设商业综合体——苏宁广场、金鹰国际、万达广场等相继落成，中心商圈年客流量突破1.5亿人次。然而，这种“造城式”商业也带来同质化竞争：徐州核心商圈每平方米租金高达800元，但空置率却超过15%，部分商场不得不靠打折维持客流。政府主导的另一面是，国有企业控制了徐州商业的命脉——徐州百货大楼、徐州物资集团等国企占据商贸流通领域半壁江山，但创新动力不足，数字化转型缓慢。 南通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。这里的商业活力更多来自市场自发演化。以家纺产业为例，叠石桥市场最初由农民自发形成，政府仅提供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。如今，这里已聚集超过1万家商户，年客流量超600万人次，且催生了直播电商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。2023年，南通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200亿元，其中家纺类目占比超40%。这种自下而上的商业生态，让南通企业对市场变化更敏感——当疫情冲击线下时，叠石桥商户迅速转向直播带货，而徐州许多传统商场仍依赖线下客流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南通政府并非“无为而治”，而是采取“服务型”角色。例如，南通市出台“营商环境66条”，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.5个工作日，并设立“企业家日”。这种制度供给，让市场活力得以充分释放。2023年，南通新增市场主体12.5万户，而徐州仅为8.2万户。 ## 人口流动与消费分层：两种需求结构的博弈 商业活力的最终落脚点是“人”。徐州户籍人口超1000万，但常住人口仅900万左右，净流出约100万。流出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，导致徐州消费市场呈现“两头大、中间小”的特征：高端消费（奢侈品、豪车）依赖少数高收入群体，低端消费（农贸市场、批发市场）支撑基本民生，而中产阶级消费（品质餐饮、文化娱乐）相对薄弱。这种结构让徐州商业面临尴尬：苏宁广场的LV专柜年销售额过亿，但周边社区商业却大量空置。 南通则面临老龄化挑战——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8%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然而，老龄人口并非消费的“减量”。南通老年人退休金水平较高（平均约4000元/月），且拥有较强的储蓄基础，催生了“银发经济”的繁荣：老年旅游、健康养生、适老化改造等产业蓬勃发展。2023年，南通养老产业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，年均增速超过15%。与此同时，南通年轻人口回流趋势明显——随着上海产业外溢，南通承接了大量高端制造和研发企业，2023年新增就业岗位中，35岁以下占比达60%。这种“老中青”并存的消费结构，让南通商业呈现多元化特征：既有高端商业综合体（如南通万象城），也有社区养老驿站；既有网红咖啡馆，也有百年老字号。 从消费数据看，南通人均消费支出约3.2万元，徐州为2.8万元，但徐州的消费倾向（消费占收入比）更高，达到72%，南通仅为65%。这意味着，徐州人更愿意花钱，但受限于收入水平；南通人收入更高，但储蓄倾向更强。两座城市商业活力的提升，需要不同的路径：徐州需提高居民收入，释放消费潜力；南通需激发消费意愿，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即时消费。 ## 新经济渗透率：数字化浪潮下的分野 在数字经济时代，商业活力的新维度是“线上线下融合度”。徐州作为传统商贸城市，数字化转型起步较晚。2023年，徐州网络零售额仅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%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（25%）。本地电商平台几乎空白，多数商户仍依赖淘宝、京东等外部平台。更关键的是，徐州缺乏数据驱动的商业基础设施——智慧商圈、智能物流、数字支付等应用场景有限。例如，徐州中心商圈虽已覆盖5G，但商户数字化率不足30%，多数仍采用传统收银方式。 南通则走在前列。依托家纺产业集群，南通打造了“叠石桥家纺产业数字化平台”，整合设计、生产、销售、物流全链条。目前，该平台已接入超过5000家企业，实现从原材料采购到终端销售的全流程数字化。2023年，南通直播电商交易额突破400亿元，其中家纺类目占比超60%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南通涌现出一批“数字原生”商业品牌——如“棉先生”“大朴”等，完全依靠线上渠道成长，反向带动线下体验店。这种“线上反哺线下”的模式，让南通商业更具弹性。 从政府层面看，南通出台了《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》，设立50亿元数字经济产业基金，而徐州的相关政策仍聚焦于传统商贸物流的升级。这种战略差异，可能导致两城在新经济赛道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。 ## 区域竞争格局：腹地争夺与都市圈红利 徐州的商业辐射范围，理论上覆盖淮海经济区20个城市、1.2亿人口。然而，这一区域内部竞争激烈——临沂、济宁、商丘等城市同样在争夺商贸物流中心地位。以临沂为例，其商城年交易额超过5000亿元，远超徐州。更严峻的是，徐州周边城市消费外流严重——宿迁、淮安等地居民更倾向于去南京或上海购物，而非徐州。2023年，徐州外来消费占比仅为15%，且以低端批发为主。这意味着，徐州“中心城市”的定位尚未转化为实际商业红利。 南通则受益于上海大都市圈的深度辐射。随着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通车，南通融入上海“1小时通勤圈”。2023年，南通接待上海游客超过800万人次，其中约30%以购物为目的。更关键的是，上海产业外溢带动了南通商业升级——星巴克、盒马鲜生、山姆会员店等品牌纷纷入驻南通，而徐州至今没有山姆会员店。此外，南通还承接了上海部分高端消费需求——例如，上海居民到南通购买家纺、家具等产品，形成“上海消费、南通生产”的互补格局。 然而，南通也面临“虹吸效应”风险：高端消费可能进一步流向上海，而非留在本地。2023年，南通居民赴上海消费金额超过200亿元，而上海居民到南通消费仅80亿元。如何将“过路客”转化为“留量客”，是南通商业需要破解的难题。 ## 未来十年：从“量”的竞争到“质”的博弈 徐州与南通的商业活力对决，本质是两种发展模式的较量。徐州依赖区位优势和政府推动，但面临“大而不强”的困境——商业体量虽大，但品牌化、数字化、国际化程度不足。南通依靠民营经济和市场自发力量，但面临老龄化、消费外流等挑战。未来十年，两城需要各自突破瓶颈： 徐州必须从“枢纽经济”转向“留量经济”。具体路径包括：培育本土消费品牌，利用徐工等国企资源发展工业旅游；推动传统商贸市场数字化转型，建设淮海经济区数据交易中心；优化营商环境，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商业领域。如果徐州能将外来消费占比提升至30%，其商业活力将实现质的飞跃。 南通则需要应对“老龄化陷阱”，激发年轻群体消费活力。可借鉴深圳、杭州经验，打造“青年友好型城市”，发展电竞、潮玩、文创等新业态；同时，深化与上海的“同城化”合作，将南通打造为上海高端消费的“后花园”和“生产基地”。此外，南通应警惕“产业空心化”——随着制造业向苏北、安徽转移，需确保商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。 两座城市的对决，没有输家。徐州若能补齐民营经济短板，南通若能破解老龄化困局，它们都将成为中国商业版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。而这场对决的真正价值，在于为其他中等城市提供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活力提升路径——政府主导与市场自发，并非非此即彼，而是需要因地制宜的智慧。